《最后一班地铁》,聂尔著，花城出版社2009年1月版
聂尔《最后一班地铁》中的大部分文字，因为网络和博客的关系，我在它成书之前就已经读过了，这一次实际上是重读。重读意味着温习与缅怀，却也依然有不时的惊奇和心有所动――那应该是一种突然的发现吧。我在他的书中究竟发现了什么呢？
我最先的发现是聂尔对底层世界的关注。像《中国火车》里的小偷，《为谁而颠狂》中的老业根，《人是泥捏的》中的老女人，《与宋海智博士对谈》中那个不在场的“失踪的姐姐”，李荣昌，老G，小b，小姨夫，“看不见的”清道夫，瘸子和聋哑人，这些人太普通也太平常，以至于很容易被人视而不见。但是，他们却进入了聂尔的视野，并被作者感受、感叹、琢磨和思考着，他们也就成了这本散文集中一处处喑哑的风景。说其喑哑，是因为他们作为底层世界的小人物，常常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即使有声音响起，也大都暗淡，纤细，飘渺。它们显然是被时代强音所淹没的对象。然而聂尔却让他们说话了，而他们一旦说话，便充满了一种忧伤、无助和令人绝望的美。当表妹要跟那个精神病人小b离婚时，“小b跪在表妹面前，哭着说：‘你是好人，你不要走！’表妹泪流满面，为这句话，为这个人，为他们共同拥有的黑暗前程”。（《小b回家》）而那个老女人常常“在没有任何缘由的情况下，长叹一声：‘唉，人是泥捏的呀！’说这话的时候，她的身体慢慢向后仰去，像是要从小凳子上仰面跌倒。她说的这句话，她说这句话时的语气，以及她危险的后仰动作，完美地结合为一体，成为一种无可辩驳的人生观”。（《人是泥捏的》）这些话自然全部都是出自那些小人物之口，但是一经聂尔的叙述与描绘，它们就拥有了现实主义的力量和唯美主义的韵味，底层声音因此也获得了一种丰富而精致的表达。在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斯皮瓦克那里，“底层能说话吗？”曾是一个巨大的疑问。读了聂尔的文字，我意识到这种理论的脆弱。
这么看，莫非聂尔是一位底层生活的观察家？或者套用流行的说法，他成了一位“底层写作”的践行者？宽泛而言，如此品评似无多大问题，不过倘若谁真的这么去定位聂尔，我就会觉得是对作者的一种委屈。事实上，无论聂尔写到了谁，他最终写的都是他自己的思考与理解。或者也可以说，他用自己的思想穿透了社会之墙，我们顺着他的思想线路前行，也就获得了进入底层世界的秘密通道。底层世界本来是杂乱无章的，那些游走于其中的小人物也大都面目模糊，但是，聂尔却让他（它）们有了形状和模样。这其实是一种美学赋形的过程。在悲悯地看与贴着他们想的过程中，他们有了心灵的驿动和灵魂的呻吟，也仿佛像作者那样开始了思想的呼吸。“我的小姨夫一定是在大病之后，看清楚了一切，于是他不再说话了，因为原来那个清晰的世界消失了，出现在他眼前的是一个完全陌生化的东西，越出了他的逻辑世界之外，于是他只好呆在外面张望。”（《小姨夫》）这是比较典型的聂尔式表达。在这里，作者用他的思想呵护着也击打着他笔下的人物，而那些人物也在他思想的光辉中慢慢苏醒。人物被他的思想激活了，他们因此成为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
如果说面对现实中的底层，作者还只是粗线条的勾勒，那么一旦面对自己记忆的底层，他的笔墨一下子就变得细腻而绵密了。这本集子中有相当一部分篇幅是作者对往事的追忆，然而这又是怎样的往事啊。在《审讯》中，母亲的钱包丢失了，全家人却理所当然地认为“我”是作案对象。在全家人组成的“法庭”上，“我”虽被判定无罪，但他们却依然等待着“自然的诡计”，而这一天果然不期而至。在《我的恋爱》中，因为母亲身患重病，“我”的婚姻问题成了母亲治疗方案的一个组成部分。起初“我”拒绝着这种粗暴的介入与干涉，后来当“我”终于进入到恋爱的状态中时，“我”的恋爱却突然被父亲宣布必须终止，“我”又一次成为家庭暴政的牺牲品。还有许多篇什中那个无处不在的“父亲”，他像“幽灵”一样潜入作者的无意识深处，成为作者恐惧、惊慌、耻辱、沉默地拒绝或无助地反抗的对象。作者说：“很多年之后，我产生了一个怀疑，如果没有我父亲那一次的撕书，我对书的爱好可能不会延续得这么长久。我可能会像我家族里多数的人们一样，投身于更为实际的事业，并且鄙视书本。父亲撕了我的书，使我的阅读除了阅读本身的含义，更具有了一层象征意义。”（《道路》）这么说，作者人生的重大选择――阅读与写作，依然是父亲幽灵作用的结果。只不过这种作用并非助力，而是反向用力之后激发了作者长久的抵抗。
如此看来，在这些文字所构成的自叙传里，全部往事几乎都成了作者的一种创伤记忆。这种创伤记忆固然打着浓郁的个人化烙印，但我并不认为它们只属于作者本人，而是具有了某种社会性或政治性。在中国，传统的君臣父子模式已经塑造了渺小的个体在家庭与社会中卑微的位置，而当代社会又打造了无数个集权主义的家庭结构。因此，当儿子体验着父亲的威权统治时，他或许已在提前体验着社会的威权政治；当家庭成为一个专制的场所时，也许它是更大的专制主义“管理”之下的必然成果。1968年的“五月风暴”中，西方世界诞生了一句名言：个人的事情就是政治的事情。我从聂尔的创伤记忆中也读出了这种东西。所以，当聂尔“审父”的时候，他其实也是在拷问着我们的这个社会与时代。他以非常私人化的叙述，又以非常迂回曲折的方式完成了他对社会的批判。
如果我的上述理解不错，那么聂尔的这些很个人的文字就不再单纯。通过它们，我们看到了私人话语与文学公共性之间隐秘的逻辑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聂尔的如下文字是值得注意的，它们或许构成了理解这本散文集的关键段落：
想想我自己，我无论每日家中面壁，或者有时置身于自然的荒野，我的精神从来没有得到过解放，没有获得过自由，我总是惴惴然于一种无形的抽象的社会压力。我把世界看作不成比例的两极：一极是海洋一般颟顸强大的社会，另一极是沙粒一样渺小的我自己。我，以及如我一样的人们，因此而成为循规蹈矩者，谨小慎微者，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尽管沙粒的内心有时也会翻卷起愤怒的波涛，但大海对此完全可以视而不见。
这是《小b回家》中作者生发的感慨。结合他的其他文章，我们不妨对这段文字做出如下解读：对于渺小的个体来说，他们在进入社会之前就已被家庭提前去势了，于是许多家庭成为颟顸而强大的社会的得力帮手。他们带着自己的脆弱与恐惧走进社会，本来已具有了充当顺民和良民的种种潜能，但社会却依然不依不饶，结果，许多人就只能像小b一样，成为一个潜在的精神病患者。而他们的存在，他们没有感受过自由也没有获得过解放的身心世界，则对这个外表光鲜的社会构成了巨大的反讽。
于是，沿着作者创伤记忆的视角重新打量他笔下的那些小人物，他们或许就获得了新的解释：那些小人物像作者一样，同样也有着种种创伤经验。他们在社会之网中挣扎、碰撞，却终于无法修成正果，而是成为这个社会的失败者，多余者，边缘人，惨遭遗弃者和精神病患者。时代的战车呼啸而过，他们或者被甩到一边或者被卷入轮下，他们也就成了这个时代的殉葬品。聂尔用自己的创伤记忆感受着也阐释着那些同样有着创伤经验的人们，又用别人的创伤经验回望着也咀嚼着自己的创伤记忆，二者相加便形成了一种复调叙事：那是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彼此呼应，也是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暗中对话。
如此，又是自己的创伤记忆，又是他人的创伤经验，这本散文集一定被作者搞得凄凄惨惨戚戚了吧？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集子中虽然也有一些凄美的故事，但总体而言，它们大都流动着清俊、健朗、舒展、自然的气息，似乎是哀而不怒，怨而不伤。
聂尔的文章中就不时出现冷幽默。比如，当老G被学生暴打一顿后，“我”去看老G，文中有了如下描述：“他躺在医院病床上，简直不成人形，脑袋全部变成暗颜色，并且膨胀到原形的三四倍之大。他当时只能像蚊子一样低声说话，但因为脑袋已不是原来的脑袋，所以他的悲愤之情既无法表现到脸上来，也无法体现到语言中。”（《老G纪事》）再比如，当作者领奖回来在转车之地的小旅馆中担惊受怕时，“听到脚跟前的一个人说梦话说的竟是阳城（与我的家乡晋城相邻的一个县）话，我恐惧顿消，于是放心大睡。”（《道路》）这种幽默常常能让人会心一笑，它稀释了生活的辛酸与坚硬。然而这样的文字毕竟在文中只占很小的比例，它们还不足以构建整个文章的风格。
聂尔的散文以写人叙事为主，然而所写之人与所叙之事却常常置于他思想的观照甚至覆盖之下。也就是说，当他开始他的描述时，固然也被“情”所引领，但更被“理”所控制。于是那些外在于他的故事已非单纯的故事，而是被作者思想渗透过的故事；那些内在于他的往事也非单纯的往事，而是被作者的智性与理性梳理过的往事。因为经受了思想的洗礼，他的文字就富有了一种特殊的张力和魅力。在这套文丛中的序言中，林贤治先生特别提到散文的语言是一种自由的、富有个性化的语言。这种语言“由于来自生命的丛莽深处，带有几分神秘与朦胧是可能的；又因为流经心灵，所以会形成一定的调式，有一种气息，一种调子，一种意味涵蕴其中”。聂尔的语言正是这样一种具有“气息”的语言，请看他如下的表达：
当八十年代最后一个春天以我从未见过的热烈，以我有限生命所能看到的最为绚丽的色彩怒放到那年夏天的初始，并最终被时代之手轻轻掐灭的时候，九十年代的酷暑寒冬正式来临，八十年代“哗啦”一声坍塌成记忆中的废墟。
这是《最后一班地铁》中的结尾句，作者用诗意的语言轻叩着80年代如烟的往事，但叙述中却蕴含着风云雷动的力度。在这里，情与理，诗与思已达到一种有机的融合。而这样的表达在这本集子中可以说是俯拾即是。
这种智性与诗性的表达让聂尔的散文具有了一种特殊的韵味。许多年以前，我在聂尔的文字里就读到了这样一种表达，但我却一直不知如何去解释这种表达。而这一次的集中阅读，我却忽然发现这种解释其实已隐藏在他的叙述之中了。作者的奶奶去世后，人们希望他在葬礼上大哭一场，以此证明他对奶奶的感情，但是他却终于没有哭出来。他说：“真实是无法这样来表达的，更无法当众这样来表达。对我来说，所有的感情都不单纯。它们不光是感情，它们也凝结着思想的血。它们需要细致，曲折，独特的表达方式。”（《奶奶》）在这里，凝结着思想之血的感情，细致、曲折、独特的表达方式，这几乎就是我要寻找的答案。而找到这个答案时，我也长出了一口气。我想到了艺术辩证法，想到了艺术生于节制死于放纵，想到了诗性表达与智性表达的关系，也想到了美文中的思想和思想者的美文，甚至还想到了阿多诺关于文学的诸多论述。而所有这些都是起因于我读到了聂尔的这几句话。
（本文编辑：钱振文）
